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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《開戰時刻》(Batman Begins)到《黑暗騎士》(The Dark Knight),克里斯多福‧諾蘭(Christopher Nolan)執導的這兩部蝙蝠俠前傳系列電影,活脫脫是一系列的「解英雄神話」的英雄電影,也是一部透過蝙蝠俠心態解密而體現的主權電影。

  在《開戰時刻》裡,訴說的是蝙蝠俠如何成為蝙蝠俠的過程。這個前傳故事一開始圍繞在幾個事件上:跌落空井的小布魯斯,被空井內群飛的蝙蝠深深驚嚇,但在父母(尤其是父親)的關愛下,這揮之不去的恐懼暫被壓制下來,這份關愛進一步連結到他們對高譚市的付出;然而,對蝙蝠的恐懼卻間接成為父母死在罪犯槍下的原因,父母對高譚市的付出,成為這起槍殺事件的反諷,進而引發布魯斯一連串的驚愕、害怕、懷疑和自責。一方面,他將父母之死歸咎於自己無能克服恐懼;另方面,正義和復仇間的張力不斷在他內心拉扯,他既想殺了凶手來滿足自己復仇的慾望,卻又想隱約懷疑,復仇是否能真正撫平內心的失落,畢竟,那份失落似乎是個並非復仇就能填補的空洞。

  在復仇未遂且被青梅竹馬的同伴怒斥之後,他走上自我放逐的道路,希望在這條放逐的旅程上,磨練自己,並認識罪犯的本質,尋找克制罪犯的方式。終於,在這條放逐的道路上,他遇到忍者大師,教會他一系列的戰鬥技巧,磨練他身體的極限,最重要的是,讓他真正克服內心恐懼,並進一步結合這些身心的技巧,真正使之成為在虛實之間和對手戰鬥的忍者技巧。

  習得這些戰鬥技巧,並克服內心恐懼的布魯斯,回到高譚市,一步步結合戰鬥能力和高科技產品,將之作為打擊犯罪的工具。然而,只有戰鬥能力和高科技產品並不足以消弭犯罪;正所謂「攻心為上,攻城為下」,只有製造一個令罪犯害怕的心態和情境,創造一個令實際與潛在的犯罪者害怕的符號,並讓戰鬥能力和科技產品都依照著這個符號運作,才能徹底讓犯罪者的「心」,臣服在這樣的符號之下,才得以征服罪犯並消弭犯罪,替高譚市的安全與秩序部署一個根本的基調。

  蝙蝠因而成為布魯斯選擇作為這種恐懼的象徵。之所以選擇蝙蝠,不只是因為蝙蝠常被賦予黑暗、神秘與恐怖的特質,更是由於蝙蝠作為幼年布魯斯揮之不去的陰影,它連結到父母的死亡自責,以及父母對他的關愛和期望。因此,當忍者大師教導他:「為了征服恐懼,你必須成為恐懼。」(To conquer fear, you must become fear)布魯斯不只使自己變成恐懼本身,進而讓罪犯害怕這個恐懼;這份恐懼進一步昇華了他過去以來的自責,並連結到父親作用在他身上的「遺志」與「期待」。這個「遺志」與「期待」不要他單純地向罪犯復仇,而是要遏止犯罪、訴諸正義並重建秩序。蝙蝠的符號作為恐懼訴求,它透露的不只是恐懼,而是維繫著父親的遺志與期待,維繫著他所相信的正義和秩序;蝙蝠俠的誕生儼然是以恐懼為訴求,但超越恐懼的一種主權力量。

  因此,蝙蝠俠並不殺罪犯,他所做的是遏止犯罪行為,將這些罪犯「繩之以法」,把罪犯及其犯罪證據交由正義法庭與司法系統處理;他的正義是一種「否定」的正義,亦即,藉由制止犯罪行為來恢復司法系統的「正常」運作。如此一來,有別於先前的蝙蝠俠系列電影,蝙蝠俠某種黑暗、神秘、沉穩且異於常人的特質,在電影內逐步掀開與揭露;蝙蝠俠不再只是優雅的企業大亨,而是被迫扮演雙面人的「正義使者」;蝙蝠俠也並不像其他Marvel系列的超級英雄,擁有非常人的超能力,他有的只是受過訓練而能發揮極限的身體,以及各式各樣的高科技產品;甚至,這些戰鬥能力和科技產品,也未如過去的蝙蝠俠系列電影,是萬能且無遠弗屆的能力與工具,在《開戰時刻》裡,所有工具都是新的嘗試,且有一定限制,他的各種出場和部署,與其說是真的給予罪犯恐懼,還不如說,他能夠像魔術師般製造出「恐懼的假象」。

  這份假象終究會被對手看穿;這個對手不是別人,正是教導他克服恐懼的忍者大師。他們之間的對立也剛好是兩種正義理念的正義:徹底毀滅高譚市的企圖,透露出忍者大師要的是一種極端且懲罰式的毀滅正義,它是報復的另一種昇華,也是基督宗教審判日所具有災異想像;相反的,蝙蝠俠所要的是「不殺」,以及犯罪行為的制止和否定,剩下的,則倚賴正義體系的「正常」運作。當然,雙方最後的對決,也正是考驗蝙蝠俠制止犯罪行為的行動,如何能夠堅持他的「不殺」原則,而不會走向另一種報復形式的極端。

  這一系列的操作,令蝙蝠俠不再神秘,相反的,他顯得有血有肉有情感,而非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樣遙不可及、高不可攀。在克里斯多福‧諾蘭的執導下,蝙蝠俠這樣的英雄神話,徹底地以另一種神話形式給解構掉;蝙蝠俠在最終也藉由「不救」,而實現了自己「不殺」的正義理念。然而,這個「不殺」的正義理念,卻在《黑暗騎士》裡,受到更嚴苛的挑戰。

未完待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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